《詩經》是不是孔子所編撰，迄無定論，但“詩三百”確為非常古老的歌謠合集，絕無疑問。其流傳之廣泛、影響之深遠，覆蓋整個東亞地區。

《詩經》有“經”之名，也意味著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之一，所謂“不學詩，無以言”，說它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不算夸大其詞。《詩經》被視為“五經”之一，成為儒家的重要經典，對整個東亞漢文化圈也有著長時段的浸潤。比如，《詩經》大約在公元四世紀時東傳至朝鮮半島，而這一段傳播歷史，過去我們所知并不太多。

南京大學文學博士、貴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付星星的新著《朝鮮時代<詩經>學史》（中華書局2023年8月版），恰是一本系統深入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發展脈絡、特質與價值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朝鮮半島《詩經》學史研究”的最終成果。

大體來說，朝鮮半島系統接受儒家思想當在公元四世紀前后，而《詩經》等儒家典籍，一直以來就是教授子弟的課本，這一教育傳統，經高麗王朝一直延續到李氏朝鮮王朝（朝鮮時代，公元1392—1910）。

朝鮮時代的知識人用漢字或韓漢相夾的方式，撰寫了大量的《詩經》學著作，在文獻學意義上，這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東亞漢籍研究的發現之一，其中一個重要的價值，即陳寅恪先生所謂“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張伯偉教授曾提出，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域外漢籍不僅打開了中國學術的新視野，而且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新材料”，從一個方面使中國學術在觀念上和資源上都面臨古典學的重建問題。

而《朝鮮時代<詩經>學史》一書，正是這一新學術理路下的產物，其將漢籍研究納入整個漢文化圈視野下，從而獲得更大的討論空間。付星星的研究，爬梳討論朝鮮時代《詩經》學與中國《詩經》學同源異流之關系，同時通過對十四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之前的朝鮮《詩經》學剖析，揭橥出其一方面尊崇并再度詮釋朱熹《詩集傳》，與中華本土學術主流亦步亦趨，另一方面則對以《詩集傳》為中心的《詩經》詮釋亦有反思，展現出獨特的學術導向。

凡此種種，讀來都令人耳目一新。此外，本書還撰寫了朝鮮時代六十八種《詩經》學要籍解題，全面深入地勾勒出朝鮮《詩經》學著作的文獻價值與詩學價值，呈現出朝鮮時代《詩經》學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為中國《詩經》學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

總之，付星星以朝鮮時代《詩經》學為主要研究對象，在研究中運用經學與文學、歷史與政教、詮釋與接受等多重研究視域，將《詩經》為代表的儒家經典置于古代東亞的脈絡之中，揭橥出儒家經典詮釋是東亞文學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重要命題。本書既是對朝鮮時代《詩經》學發展演變歷史與《詩經》接受與詮釋所呈現出來的朝鮮知識圖景的研究，也是對中國典籍建構并維持古代東亞文化與政治秩序的功能性研究，還是運用社會史與書籍史的方法研究人類如何溝通和交流學問的學術嘗試。

作者跟隨其博士生導師張伯偉教授，研習域外漢籍研究有年，我雖是門外漢，但草草讀完，確實感到，這一學術成果，的確是張伯偉教授提出的“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的有益學術實踐。

編輯：馮月成 韓曉梅

責編：岳瑩

編審：丁龍